摘要:加快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不僅是適應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舉措,更是提升國家綜合競爭力、維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十五五”時期作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階段,加快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具有重大戰略意義。本文深入剖析“十五五”時期加快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目標與思路,從前瞻布局未來產業、構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全面推進產業“三化”升級、深化高水平對外開放四個維度展開探討。
現代化產業體系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內容和關鍵系統,是實現經濟現代化的重要標志,也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物質基礎和前提。加快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是構建新發展格局、應對國際產業變革新形勢、鞏固高質量發展成果的必然要求,是統籌發展與安全、贏得戰略主動、推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偉業的戰略基石。十五五”時期,是我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階段。這一時期,全球產業競爭格局加速重構,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推進。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報告,到2030年,全球可能有多達4億至8億個工作崗位被自動化技術取代,同時將催生新的就業機會和產業形態。這為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既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新機遇和新挑戰。必須秉持戰略思維和底線思維,搶占全球產業競爭制高點,牢牢把握戰略主動權,以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產業體系為目標,筑牢高質量發展的堅實物質基礎。
一、“十五五”時期加快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目標定位
“十五五”時期,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目標明確且意義深遠。總體目標是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實現從產業大國向產業強國的歷史性轉變,顯著提升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具體目標涵蓋多個維度,這些目標相互關聯、協同共進,共同為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指明清晰方向,助力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在國際產業競爭中占據有利位置。
(一)總體目標
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是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的工作重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現代化產業體系是現代化國家的物質技術基礎,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提供堅強物質支撐。“十五五”時期,必須把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擺在更加突出的戰略位置,以科技創新為引領、以實體經濟為根基,堅持全面推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積極發展新興產業、超前布局未來產業并舉,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既是持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對于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十分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在當今全球經濟一體化持續深化、國際競爭愈發激烈的大背景下,應全方位提升我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增強產業的核心競爭力,實現從產業大國向產業強國的跨越式轉變。在此過程中,我國產業不僅要在規模上保持領先,更要在技術創新、品牌影響力、產業鏈掌控力等方面達到國際一流水平。通過優化產業結構,推動產業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方向發展,提高產業附加值,增強我國產業在全球市場的定價權和話語權。
(二)具體目標維度
產業創新能力顯著提升。在未來產業領域取得一批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的創新成果,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能力大幅增強。到“十五五”末,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到3.2%以上,基礎研究投入占研發支出比重提高到10%以上。在量子信息、生命科學、6G等前沿領域實現重大突破,掌握一批核心專利和技術標準。例如,在量子計算領域,我國要在現有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提升量子計算機的運算速度和穩定性,實現對一些復雜科學問題的高效求解,推動量子計算技術在金融、化學模擬等領域的應用;在生命科學方面,深入開展基因編輯技術的研究,攻克一些重大疾病的基因治療難題,開發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創新藥物。同時,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支持領軍企業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促進產學研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傳統產業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水平顯著提高,新興產業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未來產業培育取得實質性進展。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保持基本穩定,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超過20%,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顯著提升。一方面,推動傳統制造業通過智能化改造,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例如,鋼鐵行業利用工業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技術,實現生產過程的精準控制和能源的高效利用,降低生產成本,減少環境污染;汽車產業加速向新能源和智能網聯方向轉型,提升我國汽車產業在全球的競爭力。另一方面,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如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在人工智能領域,加大基礎算法研究和應用場景拓展,推動人工智能技術在醫療、教育、交通等領域的廣泛應用;在大數據產業,加強數據資源整合和安全保護,提升數據處理和分析能力,為企業決策提供精準支持。此外,前瞻布局未來產業,如腦機接口、元宇宙、量子信息等,建立未來產業投入增長機制,創建一批未來產業先導區,搶占全球產業競爭制高點。
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建立高效協同的“卡脖子”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確保基礎軟件、高端芯片、核心工業母機、關鍵新材料等領域的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提高產業鏈的韌性和抗風險能力,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中占據主動地位。通過加大對“卡脖子”技術的研發投入,組織國內優勢企業、科研機構和高校開展聯合攻關,實現關鍵核心技術的自主可控。例如,在高端芯片領域,加大對芯片設計、制造、封裝測試等全產業鏈的研發支持,提高我國芯片的自給率;在基礎軟件方面,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操作系統、數據庫等基礎軟件產品,打破國外壟斷。同時,加強產業鏈供應鏈的風險管理,建立應急響應機制,提高應對外部沖擊的能力。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多元化布局,加強與“一帶一路”國家和其他友好國家的產業合作,降低對單一國家或地區的依賴。
產業開放合作水平提高。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制度體系吸引全球高端要素,構建面向全球的產業合作和創新網絡。積極參與全球高端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重構,增強產業全球影響力和供應鏈安全韌性。進一步擴大開放,優化營商環境,吸引更多的跨國企業在我國設立研發中心、生產基地和地區總部。加強與國際組織、國外科研機構和企業的科技合作與交流,共同開展前沿技術研究和產業標準制定。推動我國企業“走出去”,在全球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拓展市場空間,提升我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例如,在新能源汽車領域,我國企業加大在海外的投資和布局,建立生產基地和銷售網絡,推動我國新能源汽車技術和產品走向世界;在5G通信領域,加強與國際合作伙伴的技術合作,共同推進5G技術在全球的應用和發展。同時,積極參與全球產業規則制定,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治理中的話語權。
二、“十五五”時期加快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思路與舉措
“十五五”時期,加快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需多管齊下、綜合施策。通過前瞻布局未來產業,聚焦前沿領域制定孵化加速計劃,加大研發投入與應用場景支持,打造全球影響力創新集群,把握戰略主動權;構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超前部署國家實驗室體系和基礎研究平臺,優化科研組織新型舉國體制,持續實施產業基礎再造與重大技術裝備攻關工程,提升自主可控水平;全面推進產業“三化”升級,加速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發展,塑造國際競爭新優勢;深化高水平對外開放,以開放包容制度吸引全球高端要素,積極參與全球產業鏈重構,以制度型開放保障戰略資源和能源長期穩定供給,優化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布局。
(一)前瞻布局未來產業,把握戰略主動權
聚焦前沿領域,制定實施孵化與加速計劃。未來產業代表著科技和產業發展的新方向,具有高成長性、高附加值、強帶動性等特點。“十五五”時期,應聚焦量子信息、生命科學、6G、人形機器人、通用人工智能等前沿領域,制定實施未來產業孵化與加速計劃。量子信息領域潛力巨大,有望引發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預測,到2030年,全球量子信息產業市場規模將達到數百億美元。另據深企投產業研究院2025年發布的行業研究報告,2024年全球量子信息產業規模已達80億美元,預計到2035年將飆升至近萬億美元。其中,量子計算創造的全球價值可能在280億-720億美元之間,量子通信可能在110億-150億美元之間,量子傳感可能在70億-100億美元之間。我國需加大在該領域的投入,搶占未來產業發展制高點。以美國人工智能領域發展為例,自2016年起,美國政府通過制定《國家人工智能研究與發展戰略計劃》等一系列政策,引導社會資源向人工智能領域集聚。2024年,美國人工智能產業市場規模約達1800億美元,培育出谷歌、微軟、英偉達等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企業。我國應借鑒此類經驗,制定針對性政策措施,為未來產業發展營造良好政策環境與發展空間。例如,設立未來產業發展專項基金,對從事未來產業研發和創新的企業給予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
加大研發投入和應用場景支持。顛覆性技術是未來產業發展的核心驅動力。應加大對顛覆性技術的研發投入,建立多元化投入機制,鼓勵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聯合攻關。根據世界銀行數據,發達國家研發占GDP比重普遍在2% - 3%以上,我國2024年研發投入占GDP比重達到2.65%,但仍需進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同時,加強應用場景建設,為未來產業技術創新和產品推廣提供實踐平臺。應用場景是未來產業發展的重要支撐,打造豐富應用場景可加速技術迭代升級和商業化應用。例如,在智能交通領域建設自動駕駛應用示范區,為人形機器人、通用人工智能等技術提供應用場景。深圳在5G技術應用方面成效顯著,通過建設一系列應用示范項目,推動了5G技術的快速發展與廣泛應用。截至2025年3月,深圳已建成5G基站超過7萬個,5G用戶數超過2500萬,在5G + 工業互聯網、5G + 智慧醫療等領域開展大量應用示范,帶動相關產業發展。我國應加大應用場景建設力度,如城市管理中引入人形機器人進行安防巡邏、環境監測等工作,為通用人工智能技術提供實際應用場景。
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未來產業創新集群。創新集群是未來產業發展的重要載體。應通過政策引導和資源整合,打造一批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未來產業創新集群,加強集群內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合作,形成產學研用緊密結合的創新生態。未來產業創新集群能匯聚創新資源,提高創新效率,增強產業競爭力。我國可借鑒國際先進經驗,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未來產業創新集群。例如,以深圳、上海等城市為核心打造人工智能創新集群。深圳擁有華為、騰訊等一批人工智能龍頭企業以及眾多初創企業,同時匯聚大量高校和科研機構,在人工智能算法、芯片等領域研發實力較強。上海在人工智能領域也有獨特優勢,擁有商湯科技、依圖科技等知名企業,以及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高校的人工智能研究院。以合肥、武漢等城市為核心打造量子信息創新集群,合肥有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等高校在量子信息領域開展前沿研究并取得多項重要成果,武漢在量子通信方面也有一定研發基礎。美國硅谷作為全球知名創新集群,匯聚大量高科技企業和科研機構,形成強大創新合力。硅谷擁有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頂尖高校,為科技創新提供人才和技術支持,且風險投資體系發達,為初創企業提供充足資金支持。我國應學習其成功經驗,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未來產業創新集群。例如,政府出臺優惠政策吸引高端人才和創新企業入駐,建設公共技術服務平臺為企業提供研發、測試等服務。
(二)構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自主可控水平
超前部署國家實驗室體系和基礎研究平臺。國家實驗室體系和基礎研究平臺是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十五五”時期,應超前部署國家實驗室體系和基礎研究平臺,加強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國家實驗室應聚焦國家重大戰略需求,開展前瞻性、戰略性、基礎性研究;基礎研究平臺應提供開放共享的科研設施和服務,促進科研資源優化配置。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的源頭,加強基礎研究才能提升我國產業核心競爭力。國家應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完善基礎研究平臺建設。例如,美國國家實驗室在能源、材料等領域基礎研究取得眾多重要成果,為美國產業發展提供強大技術支撐。美國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在能源領域開展前沿研究,在太陽能電池、儲能技術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截至2025年3月,我國已布局建設一批國家實驗室,在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領域開展一系列研究。同時,我國應加強基礎研究平臺開放共享,提高科研資源使用效率,如建立科研設施共享平臺,讓更多科研人員使用先進科研設備。
優化科研組織的新型舉國體制。新型舉國體制是我國在科技創新領域的重要制度優勢。應優化科研組織的新型舉國體制,加強部門間協調配合,形成科技創新合力。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方面,應充分發揮政府組織協調作用,整合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力量開展聯合攻關。新型舉國體制能集中力量辦大事,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方面具有獨特優勢。我國應進一步完善該體制,提高科技創新效率和效益。例如,在高端芯片領域,通過新型舉國體制組織國內優勢企業和科研機構聯合攻關,突破技術瓶頸。2024年,我國芯片制造工藝取得重要進展,中芯國際實現12nm芯片量產。我國航天領域通過新型舉國體制,成功實現載人航天、月球探測等重大突破。載人航天工程自1992年啟動以來,匯聚全國數千家科研單位和數十萬科研人員智慧與力量,取得舉世矚目成就。應進一步優化該體制,提升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能力,如建立更加科學合理的項目管理和評估機制,提高攻關項目成功率。
持續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和重大技術裝備攻關工程。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和重大技術裝備攻關工程是提升產業自主可控水平的重要舉措。應持續實施這兩項工程,加強產業基礎能力建設,提高重大技術裝備自主化水平。在產業基礎再造方面,應加強基礎零部件、基礎軟件、基礎材料等領域的研發和生產,提高產業基礎支撐能力。目前,我國在一些基礎零部件領域仍依賴進口,如高端軸承、液壓件等基礎零部件國產化率較低。通過產業基礎再造工程,我國應加大在這些領域的研發投入,突破關鍵技術,實現基礎零部件自主可控。在重大技術裝備攻關方面,應聚焦高端裝備、智能制造裝備等領域,突破一批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技術裝備自主可控。例如,我國在大型飛機發動機領域通過持續攻關取得重要進展,C919大型客機使用的長江 - 1000A發動機正在進行研制和試驗,未來將實現國產發動機裝機應用。日本在機床產業方面,通過長期技術積累和產業基礎再造,掌握高端機床核心技術,成為全球機床制造強國。日本發那科、馬扎克等企業的機床產品在全球市場具有較高市場份額和良好口碑。我國應借鑒其經驗,加強產業基礎能力建設,如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培養高素質產業技術人才,建立完善的產業技術創新體系。
(三)全面推進產業“三化”升級,塑造國際競爭新優勢
智能化升級。智能化是產業升級的重要方向。“十五五”時期,應加速構建全國一體化算力網絡和高質量數據要素市場,推動人工智能深度賦能新型工業化。全國一體化算力網絡能整合全國算力資源,提高算力利用效率;高質量數據要素市場能促進數據流通和共享,為人工智能發展提供數據支撐。算力和數據是人工智能發展的關鍵要素,構建全國一體化算力網絡和高質量數據要素市場,能推動人工智能與新型工業化深度融合。例如,通過構建工業互聯網平臺實現生產過程智能化控制和優化。德國工業4.0通過智能化升級,提高了制造業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德國西門子公司在安貝格工廠采用工業4.0技術,實現生產線自動化和智能化,生產效率提高30%,產品次品率降低50%。截至2025年3月,我國已建成一批工業互聯網平臺,連接工業設備超過8000萬臺(套),但與德國等發達國家相比,在工業互聯網應用深度和廣度上仍有差距。我國應加大對工業互聯網的投入,推動企業開展智能化改造,如政府通過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方式鼓勵企業建設智能工廠、數字化車間,同時加強人工智能技術在產業中的應用,開發適用于不同行業的智能算法和解決方案。
綠色化升級。綠色化是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應搶抓全球綠色低碳轉型帶來的產業機遇,加快數字化綠色化協同轉型發展,大力發展新能源、先進儲能和循環經濟,構建綠色產業體系。新能源是未來能源發展方向,應加大對太陽能、風能、水能等新能源的開發和利用。據國際能源署預測,到2030年,全球新能源發電占比將從目前的約30%提高到50%以上。我國在新能源領域發展潛力巨大,2024年我國太陽能發電裝機容量達到4.5億千瓦,風能發電裝機容量達到4.2億千瓦。先進儲能技術能解決新能源間歇性問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目前,我國在鋰離子電池儲能領域取得重要進展,2024年我國鋰離子電池儲能系統出貨量占全球比重超過55%。循環經濟能實現資源循環利用,減少環境污染。我國應加強循環經濟產業發展,推動廢舊物資回收和再利用。丹麥在新能源領域發展處于世界領先地位,通過大力發展風能,實現能源結構優化和可持續發展,其風能發電占比超過50%,是全球風能利用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我國應加大綠色化升級力度,推動產業綠色發展,如制定更加嚴格的環保標準,鼓勵企業采用綠色生產技術和工藝,加大對新能源和循環經濟產業的政策支持,引導社會資本投入。
融合化升級。融合化是產業創新發展的重要途徑。應深化服務型制造、跨界融合,促進先進生產要素向融合領域集聚,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生態主導力的領軍企業。服務型制造能將制造與服務相結合,提高產品附加值和服務水平;跨界融合能打破產業邊界,創造新的產業形態和商業模式。融合化升級能激發產業創新活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我國應鼓勵企業開展服務型制造和跨界融合,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例如,制造業企業與互聯網企業融合發展工業互聯網服務,傳統產業與文化創意產業融合發展文化創意產品。美國蘋果公司通過將硬件制造與軟件服務深度融合,創造巨大商業價值。我國應推動產業融合化升級,培育新的產業增長點。
(四)深化高水平對外開放,優化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布局
以開放包容制度體系吸引全球高端要素。對外開放是我國產業發展的重要動力。“十五五”時期,應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制度體系吸引全球高端要素,構建面向全球的產業合作和創新網絡。應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優化營商環境,吸引全球優秀人才、技術和資本。開放包容的制度體系能吸引全球高端要素,提升我國產業國際競爭力。我國應不斷完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為全球高端要素流入創造良好條件。例如,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探索實行更加開放的政策措施。新加坡通過建設自由貿易港,吸引大量全球高端要素,成為全球重要的貿易和金融中心。我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成效顯著,截至2025年3月,我國已設立22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在投資自由化、貿易便利化、金融開放創新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實踐,吸引了大量外資企業入駐。以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為例,自成立以來,累計新設企業超過35萬家,其中外資企業占比約12%,這些外資企業在高端制造、金融服務、科技創新等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推動了上海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我國應進一步擴大開放,吸引全球高端要素。
積極參與全球高端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重構。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背景下,我國應積極參與全球高端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重構,提升我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應加強與國際知名企業合作,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提高我國產業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同時,鼓勵我國企業開展海外投資和并購,拓展國際市場,增強產業全球影響力。德國汽車產業通過全球布局參與全球高端產業鏈重構,保持在全球汽車市場領先地位。我國汽車產業也在積極拓展海外市場,2024年我國汽車出口量達到380萬輛,同比增長22.2%,首次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二大汽車出口國。其中,新能源汽車出口表現尤為突出,2024年我國新能源汽車出口量達到85萬輛,同比增長25.2%。我國企業應積極參與全球產業重構,通過與國際企業合作和海外投資并購,獲取先進技術和市場資源,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例如,吉利汽車通過收購瑞典沃爾沃汽車,不僅獲得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還提升了自身在全球汽車市場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場份額。
以制度型開放保障戰略資源和能源的長期穩定供給。戰略資源和能源是產業發展的重要保障。應以制度型開放保障戰略資源和能源的長期穩定供給,加強與國際資源供應商合作,建立多元化資源供應渠道。同時,加強國內資源勘探和開發,提高資源自給率。制度型開放能為我國戰略資源和能源供應提供保障,通過加強國際合作和國內開發,實現戰略資源和能源長期穩定供給。例如,加強與中東、非洲等地區能源合作,建設海外能源基地。我國與沙特阿拉伯在能源領域合作不斷深化,2024年我國從沙特進口原油9200萬噸,占我國原油進口總量的18.5%。同時,我國也在加大國內油氣資源勘探開發力度,2024年我國國內原油產量達到2.1億噸,天然氣產量達到2300億立方米。我國應通過制度型開放,進一步完善資源能源進口政策和管理體系,加強與國際市場對接,保障戰略資源和能源穩定供應。
以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高水平對外開放能夠促進技術交流與創新合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國在科技領域的交流日益頻繁。通過與國際先進企業和科研機構的合作,我國企業可以接觸到前沿的技術理念和研發方法,加速自身的技術創新進程。例如,我國的一些科技企業在與國外企業開展聯合研發項目時,學習到了先進的算法優化技術和產品設計理念,將其應用到自身產品中,提升了產品的性能和競爭力。高水平對外開放有助于優化產業資源配置。國際市場擁有豐富的資源,包括原材料、人才、資金等。通過對外開放,我國產業可以根據自身發展需求,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實現資源的最優利用。比如,我國一些制造業企業在海外設立原材料采購基地,確保了原材料的穩定供應和較低的成本;同時,吸引海外高端人才回國創業或工作,為我國產業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智力支持。高水平對外開放能夠推動產業標準與國際接軌。在全球產業鏈中,產業標準的統一對于提高產業協同效率和產品質量至關重要。我國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制定,推動國內產業標準與國際標準接軌,有利于我國產業更好地融入全球市場。例如,我國在5G通信領域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制定,使得我國的5G技術和產品能夠在全球范圍內得到廣泛應用,提升了我國通信產業在國際市場的話語權。高水平對外開放能夠促進產業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產業文化各具特色,通過對外開放,我國產業可以吸收其他國家先進的產業文化理念,如創新文化、質量文化等,同時也可以將我國優秀的產業文化傳播出去,增強我國產業的軟實力。例如,我國的傳統文化元素在現代產品設計中的應用,受到了國際市場的歡迎,提升了我國產品的文化附加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