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業發展報告2014》發布：中國步入工業化后期

 

　　“當前產能過剩問題的性質和特征與以往不同，給我國經濟帶來的挑戰嚴重性也不同尋常。”報告指出。

 

　　一是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本次產能過剩涉及領域更廣、程度更嚴重。從范圍上看，當前產能過剩的行業已經從鋼鐵、水泥、煤化工、平板玻璃等傳統產業擴大到造船、汽車、機械、電解鋁等領域，甚至擴展到光伏、多晶硅、風電設備等代表未來產業發展方向的新興戰略性產業。從產能過剩程度上看，從2012年3月起至2014年10月，我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已經連續32個月的負增長，在很大程度上說明當前我國工業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長期維持高庫存以及實體經濟不景氣的情況;

 

　　二是由于我國已經是名副其實的工業經濟大國、有200多種工業產品產量居世界首位，許多產業年度需求峰值已經達到，當前許多行業的產能過剩，試圖等待通過長期需求以后逐步消化掉已幾無可能;

 

　　三是當前的產能過剩是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亟待轉變、低成本工業化戰略急需轉型以及我國體制改革不到位的矛盾的集中體現，化解產能過剩不僅是與產業重組、霧霾治理、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緊密相關的綜合治理工作，也和深化政府體制改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密切相關，與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密切相關。

 

　　報告指出，工業化初中期，中國從一個農業大國轉變為工業大國的產業升級主要通過“要素驅動戰略”實現，而在工業化后期，中國要實現從工業大國轉變為工業強國和服務業大國的產業結構升級，更需要的則是“創新驅動戰略”。“要素驅動戰略”強調的是通過投資、勞動力、資源、環境等要素的低成本的大量投入來驅動經濟增長，而“創新驅動戰略”則強調的是通過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來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工業化后期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不僅僅是任務艱巨，更具挑戰性的是推進產業轉型升級的抓手——產業政策的有效操作空間將相對有限。一方面，工業化后期不同國家產業演進路徑具有差異性，這意味著產業政策操作的目標并不十分明朗和單純。另一方面，需要重新科學甄選產業政策的具體工具和措施，政府原有的許多產業政策工具，如直接補貼，將更多地受限，直接“趕超”型的產業政策的意義逐步衰減，產業政策更為重要的功能是加強物質性、社會性和制度性基礎設施建設。

 

　　從世界范圍看，中國的工業化后期與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疊加了，這使得中國工業化進程又增加了一些“變數”。報告指出，以重振制造業和大力發展實體經濟為核心的“再工業化”戰略，并不是簡單地提高制造業產值比例，而是通過現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融合、制造與服務的融合來提升復雜產品的制造能力以及制造業快速滿足消費者個性化需求能力，這構成了所謂“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主要內容。“第三次工業革命”加速推進了先進制造技術應用，必然會提高勞動生產率、減少勞動在工業總投入中的比重，我國的比較成本優勢則可能會加速弱化。同時，發達工業國家既可以通過發展工業機器人、高端數控機床、柔性制造系統等現代裝備制造業控制新的產業制高點，又可以通過運用現代制造技術和制造系統裝備傳統產業來提高傳統產業的生產效率，從而，“第三次工業革命”為發達工業國家重塑制造業和實體經濟優勢提供了機遇，那些為尋找更低成本要素而從發達國家轉出的生產活動有可能向發達國家回溯，導致制造業重心再次向發達國家偏移，傳統“雁陣理論”所預言的后發國家產業趕超路徑就有可能被封堵。